不管对人权如何定义，人权一定与公权力颇具关联，否则不能成为人权范畴。
但它也使所有的交易都变得有迹可循，从而为追踪违法行为带来相当程度的便利。遗憾的是，近年来，立法和监管政策不平衡地将责任的重担移向了市场一方。
能够满足这两项标准的违法行为应当是少数明显且容易识别的用户内容，除此之外，对大量的需要依赖情景决定的、需要解释的行为进行普遍性主动监控则超出了平台的能力范围。SeeJerry L. Mashaw,Small Things Like Reasons Are Put in a Jar: Reason and Legitimacy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70 Fordham LawReview,17(2001). [63] 有学者曾以平台对违反版权内容的处理为例，讨论过由平台审核存在的问题。[54] 即使一些主张加强平台责任的学者，也反对对平台课以严格责任。将如此重要的决定交由平台负责，将会形成扭曲的激励机制，而这一机制所带来的误判损失可能远远超过它表面上减轻的执法部门的压力。不同于行政执法必需遵守强制的实体和程序规范，用户协议的约定性质实际上可以给网络交易平台更大的自主空间。
这一点使其服务具有线下交易中介难以比拟的成本优势，但同时也使其无法投入如线下中介一样的资源对特定交易进行审查。为了履行监管要求，避免责任，平台在大量情况下需要实施删除用户内容、制止相关交易和限制用户权利等行为。这段提纲挈领的话是党为什么要（制宪）修宪的点睛之笔：一是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从1948年底始，经毛泽东本人提议，凡各类文件和著述中，有"毛泽东思想"提法的，都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等。四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是这种"解释"的延伸，是对"解释"的解释，随着意义的递进和增加，原来的隐微表述就变为直白言说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人民"通常是通过它的对立面"敌人"来加以定义的，它包含着人的差异性，指涉着另一部分人——"敌人"这一他者——的在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教授在其《民主新论》中曾这样解释人民一词的：字面上的含义人民是指每一个人。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七五宪法被决定为具有"重大缺陷"的文本时，这里还隐匿着一个优越性概念的判断。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10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页。另一部分则是有关人民的话语，人民是中国政治的主力军，是党的事业的直接参与者和跟随者。
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党内极左思想的盛行。毫无疑问，"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的语义是不同的，前者的指引性是间接的，而后者是直接的。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是中国宪法贯穿的红线，而与其它几个宪法文本相比，七五宪法表达的最充分、最全面，具有一种极端修辞的效果。"这种言说方式在革命红色话语宰制的时代是具有别样意思的，说明它比修宪报告更务实地重视经济问题。
能准确表达这种复杂语义的无疑就是"我们"一词。它是这样一种修辞的技巧：在表达"正统"话语的同时附加解释性的语言，看起来这使正统性更加凸显和细节化，但其真正意图是为了限制正统性的意义或者添加新意。
虽说国务院总理代表本届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合情合理，法律上也无须说明，但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语境里，这样的明示又是必要的。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年以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在讲到党的"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和后来（包括党的"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时，对此有个解释：党的"七大""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事件往往规制了文本的意义。党的权威文本为"毛泽东思想"最终宪法化既做了理论准备，也提供了权威依据。17 注释： 1参见Paul A.Cantor ："斯特劳斯与当代解释学"，程志敏译，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5页。就此而论，1982年的现行宪法在党性上与七五宪法而不是五四宪法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5报告说，"我们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
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又如，总纲中第11条："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党重新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并不断强调毛泽东思想在党和国家中的指导地位。
说"我们"是人民，其实是精英以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发言，表达的是政治精英的诉求。17［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8页 本文原载《比较法研究》2005，19（2）。
如果说"武装力量"和全国"人大"是必须直接置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的中枢，那么有关国家制度的其他方面也应为"一元化领导"提供论证，与之协调一致。从篇幅来看，总纲是最重要的内容。取消了五四年宪法关于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以及公开审判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这是合乎逻辑的一种创造：既然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所谓"独立审判"就是一种矛盾的修辞。七五宪法对有关坚持党的领导的叙述有着清晰的逻辑和层次。
同样，更具优越性的文本也不可能对正统性的维护漠不关心。二、修辞与意义 按照正统和权威的解释，七五宪法是于1975年1月17日由第四届全国人大通过的。
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泽东思想进入宪法是由七五宪法开创的，它为以后中国的宪法文本表达党的意识形态提供了范本。
人民在宪法中可能被宣布为一切权力的来源和所有者，但它又需要代言人对之做出身份上的确认，文本外的话语决定者与文本内的主权者的分离，是七五宪法的突出特色。七五宪法文本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语义大体上由三类话语加以阐释，并通过不同的言说方式，构造了一个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语义群。
"工农子弟"对党而言无疑是"武装力量"最可靠的人选。与此相应，公安机关取代检察机关也是可能的，由国务院统一领导地方各类国家机关也是可能的，被稀释了的"人大"简化程序缩减权力也是可能的，只要新体制的创造有利于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些文本在表达领袖代表党的正统性方面并无二致，但往往被忽略的是文本在贯彻这种正统性所表现出的不同的修辞策略。问题是，"现在"有权利要求历史用我们喜好的现在"词"去表达相同或类似的"物"吗？如果可以，那又是谁给的这种权利？ 另一种表现则是由宪法概念决定的。
考虑到七五宪法毕竟是一个带有某种规范性质的文本，这就决定了本文不可能完全依赖解释学的路径，对某些问题的解释采取的是与事件、实践相结合的策略。4参见石仲泉："纠正一个不准确的说法"，《北京日报》2004年4月26日。
毫无疑问，文本对"武装力量"是给予了特殊关注的。相反，一个读者对文本应该坚守冷静、温和与克制的立场。
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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